目前，全國整體發放消費券總額超過300億元，搶券、曬券、用券成為潮流。在消費券發揮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復蘇作用的同時，“薅羊毛”“虛假消費”等現象也隨之出現。專家認為，有關部門要拓展思路，強化監管措施，做到對消費券發放流向的全流程監管;各地政府應借助金融科技精準發放消費券，實現精準救濟的同時刺激消費。

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沖擊，提振居民消費信心、激活消費市場潛力，自3月份起，全國各地開始大規模發放消費券，搶券、曬券、用券成為潮流。如今，消費券發放成效如何?還存在什么問題?需從哪些方面改進?經濟日報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學者。

杠桿作用明顯

從各地發布的數據來看，消費券發放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目前，全國整體發放消費券總額超過300億元。

一方面，各地發放的消費券涉及行業非常廣泛，既包括需求收入彈性大的旅游、健身等消費，也包括飲食、服裝等日常消費。

另一方面，各地發放的消費券總金額更是屢創新高，其中浙江、湖北、江蘇、北京等地向公眾發放的消費券均超過了億元級別。

此外，從7月份開始，發放主體也不斷增多，支付寶、微信支付、美團等平臺聯動銀行、企業、商家加大發放力度，共同發放消費券超100億元。

從實施效果來看，發放消費券對刺激消費作用明顯，這主要體現在消費券的杠桿效應上。據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測算，每1元錢的政府補貼能帶動3.5元至5.8元的新增消費，杠桿效應達到3.5倍以上。

來自各地的測算數據則顯示出更大的杠桿效應。例如，截至8月中旬，山西省有9個市共發放政府電子消費券1.98億元，實際核銷金額1.35億元，拉動消費11億元，拉動效應達到8倍。福建省上半年通過支付寶發放消費券，全省累計投入財政資金1.83億元，帶動消費27.9億元，杠桿比率達15.2倍。截至7月中旬，江蘇各地政府累計發放消費券約27.1億元，撬動消費近300億元。

與此同時，消費券的杠桿效應還惠及了廣大實體商戶，尤其是有效幫助了小微商戶。支付寶發布的數據顯示，小店經濟是消費券的最大獲益者，有九成消費券流入小店，支持消費券的小店流水增長超70%，超過疫情前水平。

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付一夫表示，在疫情下，適時發放消費券，引導民眾更多地在受影響較大領域進行消費，有助于改善商家經營狀況。同時，特定領域的終端消費得以在短期內迅速提升，勢必會帶動生產端的擴張，從而推動經濟運行重回正軌。

應避免出現“薅羊毛”現象

在消費券發揮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復蘇作用的同時，“薅羊毛”“虛假消費”等現象也隨之出現，既影響了消費者的使用體驗，也使得消費券的實際作用打了折扣。

比如，伴隨“發券”熱潮興起，“羊毛黨”也聞風而動。有的“羊毛黨”公然在網絡上發帖收購消費券，再通過虛構消費的方式，與消費者分成套利。有的“羊毛黨”通過技術手段批量搶領消費券，然后再低價售賣。甚至有的消費者與商家串通，以虛假消費方式實現消費券套現。

“出現‘薅羊毛’的現象，說明平臺仍存在較為嚴重的風控漏洞。”上海大學科技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孟添表示，當前部分投放消費券的互聯網支付平臺暫未實現消費券使用過程可追溯，平臺技術能力不足，不能有效地做好風險控制。

在“薅羊毛”之外，部分消費者還反映，一些地方的消費券發放不夠精準，使用規則過于復雜，“需要的領不到，領到的不想消費”“促銷意味重，便民意味少”。此外，有些地方發放的消費券面值過小、限制過多，使得消費券無法惠及更多人，尤其是無法改善最需要消費券扶持的中低收入群體的生活狀況。

“相對于現金，消費券有使用門檻、使用范圍、使用期限等一系列限制因素，這難以讓消費者隨心所欲地釋放購買力。因此，部分地方發放的消費券出現了真實價值低于票面價值的情況。”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表示，在使用消費券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一些商家修改使用規則、以次充好、變相加價等問題，從而導致消費者權益無法得到有效保護，消費券無法發揮其應有作用。

相關專家表示，消費券發放監管還應加強。一些地方如果只是跟風、形式化地發放消費券，既會讓消費券成為部分人的專享福利，也會增加政府財政壓力，造成社會資源浪費。

還需精準投放

如何更好發揮消費券的杠桿作用，讓有限的資金效用最大化?專家認為，消費券要起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還需精準投放。

對于已經出現的花式“薅羊毛”套路，當務之急是要堵住監管的漏洞。專家表示，有關部門要拓展思路，強化監管措施，做到對消費券發放流向的全流程監管，同時引入信用懲戒機制，堅決打擊和遏制消費券套現的不良行為，保障各地各企業發放消費券的積極性。

在發放行業及發放對象方面，應當有所選擇，盡可能實施精準投放，避免倉促投放，讓政府補貼券淪為商家打折券。北大光華—螞蟻集團研究院聯合課題組認為，要防止消費券異化成商家的促銷手段，政府應當拿出“真金白銀”的財政補貼。同時，對于中小微企業，需要無區別對待，不設置商家準入門檻，避免產生套利空間。

“應盡量選擇非耐用型、替代效應較低的消費品，如本次疫情中受沖擊最大的餐飲、健身、文旅等生活服務消費品。”盤和林表示，這些領域的消費不會使消費者減少正常的開支，也無需替代原有的消費計劃，因此可有效避免政府財政支持對居民正常消費活動造成的擠占效應。

“建議各地政府借助金融科技精準發放消費券，尤其是向困難群體精準發放消費券，實現精準救濟的同時刺激消費。”孟添表示，不同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不同，獲得消費券對其消費行為的影響就不同，拉動社會零售總額的作用也就不同。借助大數據等技術能夠精準確定需要幫扶的特定對象，可以強化消費券的刺激作用。(記者 李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