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辰

《揚名立萬》這部由名不見經傳的新人導演劉循子墨執導，沒有大牌演員的電影，成為近期電影市場的一匹黑馬，也激發了不少來自行業內外的關注。截止到12月2日，《揚名立萬》已取得了將近7億的電影票房，這對于一部投資5000萬上下的中等成本的影片來說，已屬于非常難得的佳績。各網站也給出了較高的評分，豆瓣評分7.6分，高于多數國產電影。

嚴格來說，《揚名立萬》并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最大的短板是視聽方面的薄弱和電影感的不足。如果以10分為滿分，那么它的視聽語言只有6分左右，表演達到7分，劇作則可以拿到8分。而它在票房和口碑兩方面獲得的肯定也啟示我們，中小成本電影，一定要在劇本上下功夫;而體會和滿足當下觀眾的內心情感需求，才能最好地判斷什么樣的類型或跨類型電影會受到觀眾的青睞。

劇本：

密室推理與“戲中戲”格局

鑒于影片在前期宣傳時采用的策略，很多人在討論《揚名立萬》時都會提到“劇本殺”的概念。“劇本殺”作為疫情后興起的新興娛樂方式，在年輕人群體中，受歡迎的程度甚至已部分取代了傳統的飯店聚餐、卡拉OK等社交方式、成為很多年輕人重要的社交娛樂方式之一。不過，影片只是在外在的推理形式上和“劇本殺”有相同之處，即在封閉的空間里，完成集體推理和真相的發現。但從類型上看，《揚名立萬》實際上是一種限定時空的懸疑推理電影類型，這種類型在多年前即已存在，且電影結構和“劇本殺”輪流推理的方式不盡相同。

限定時空式懸疑片顧名思義，即以懸念為主導、并采用限定時空敘事。影片主要場景發生在封閉的空間，諸如密室、固定室內空間、孤島、火車車廂、偏遠小鎮、極端氣候的某個封閉小屋等等。此類電影敘事基本符合戲劇的“三一律”，即在時間、地點和情節三者之間保持一致性。典型作品諸如《十二怒漢》《東方快車謀殺案》《登堂入室》《利刃出鞘》等，多以群像方式塑造人物，情節發展注重室內權力關系的爭奪和變換。

該類型電影雖然在封閉式空間上與舞臺戲劇有某種相近之處，但不同于舞臺戲劇的固定空間，而是主要通過蒙太奇的剪輯來推進故事節奏，同時，電影需要三個方面達到推理節奏的完成：情節結構的反轉(劇本基礎)、人物表演的戲劇張力(表演)及視聽語言的節奏(導演)三方面的元素來完成影片的懸疑感。而空間上環境的局促限制，能夠更加調度觀眾的緊張心理，如臨現場，達到情緒上的高度共鳴。

《揚名立萬》完成度最高的是情節結構的反轉，而這正是借由劇本的出色達成的。“一部電影的誕生”是該片的開始，也是全片的主線，由此營建了一個特別適合講述該類型故事的密室環境——當別墅的門鎖落定的時候，片中的電影投資人陸子野成為密室的制造者，他制造這個密室是為了拍攝一部技驚四座的賣座電影“三老案”，而“三老案”的謎團也成為電影的戲中戲;片中的編劇李家輝是偵破者的角色;在故事發展過程中來到現場的嫌疑犯齊樂山，占據了權力反轉的主要位置，故事中重要的二重反轉都與他相關，甚至齊樂山才是戲中戲的真正創造者——他編造的故事讓一群人深信不疑，直到數年后才真相漸顯。

作為一個以懸疑內容為核心的電影故事，講述成功的關鍵在于講述的方式，《揚名立萬》在結構上是兩種電影類型的糅合——犯罪和喜劇，用喜劇的方式講述眾人合謀拍攝電影的故事，把破案的過程隱含其中并逐漸放置到臺面上。故事的外層是如何根據“三老案”這一真實事件打造一部高票房電影，這一層人物的互動是以喜劇為核心的;里層是案件的核心，以犯罪推理為核心，在《揚名立萬》里作為犯罪故事的三個核心人物犯罪者、受害者、復仇者(偵破者)也是復雜交叉的關系：受害者三老本身也是侵害少女案的實施者，“三老案”的犯罪者齊樂山也是復仇者。

表演：

群像的戲劇性及尺度拿捏

從《揚名立萬》作為推理懸疑片的類型完成來看，群像人物復雜，更加推動了情節的撲朔迷離，危機之中，不僅是主要權力關系的變化，也變成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對峙、立場的轉換。該片群像化人物塑造的方式像是綜合了經典影片《十二怒漢》和《東方快車謀殺案》的特點：《十二怒漢》通過多人對一個案件的討論、分析，來推動情節的進展，犯罪事件本身反而變得不重要，而是突出成員互相之間的戲劇沖突;而《東方快車謀殺案》犯罪事件非常重要，每個人都帶著秘密在隱藏自己的身份，因而充滿了張力。《揚名立萬》做不到像這兩部電影那么典型，因此達成了一種綜合：討論案件的同時，也在群像人物之間的戲劇性上下功夫;塑造人物的同時，也注意到不同人物之間關系的轉變和發展。

群像式表演成功與否建立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演員的表演能量能夠互相協調：既不能讓某一個人過于突出，也不忽略任何一個人。其二是非單人構成的群體關系鏈的集中變化，能夠與前面伏筆呼應，諸如喻恩泰扮演的導演在關鍵時刻還給關靜年的那一巴掌。

由于空間限定，因此人物幾乎都由特寫和中近景塑造完成，這讓觀眾對演員的表演觀察得更為細致，也就對演員表演的尺度要求更高。八個演員中，在表演風格上，尹正略帶一點夸張，但也不過于激烈，突出他扮演的編劇李家輝作為偵破和發現者的視角，常常在氣焰上壓過其他人。張本煜扮演的齊樂山作為犯罪嫌疑人是另外一個重要角色，他基本是本色出演，沒有太多的渲染和情緒，但也是立得住的。鄧家佳扮演蘇夢蝶，較為中庸平和，演繹出了民國時期女演員的某種狀態，算是不偏不倚，但不出彩。其他幾個角色處理得略為符號化和臉譜化：制片人陸子野、導演鄭千里、演員關靜年、功夫演員陳小達，他們的表演偏重完成劇本角色的功能性，但角色的韻味和人性的復雜性表達得不夠。

特別值得一說的反倒是戲份不多的另外兩位演員。秦霄賢來自德云社，在片中扮演小警察大海，他本身在電影一開始存在感不高，但關鍵時刻演出了這個角色命運不可控的悲劇性，并在悲劇結局來臨時仍然把控住喜劇的節奏。另外一個是老演員、扮演“黑衣人”的余鎧磊，他的表演方式和其他演員有所不同，偏重自然派，他一出現，感覺和其他演員略帶夸張的喜劇風格，產生了某種程度上的對比，而這種對比顯得其他演員演技都有點浮夸了。這意味著導演對影片表演風格的全局控制上，多少有點割裂和尚欠火候，在演員的整體調度和演繹上，《揚名立萬》很難和《十二怒漢》等電影相比。

情感：

溫情結尾滿足觀眾情感需求

《揚名立萬》表面上是商業化犯罪喜劇電影的類型電影，但內在情感對應了當下的社會議題：疫情期間，我們多多少少與封閉空間有更多的關聯和體驗，如劇中人一樣，也在密室中尋找出口或等待復歸日常;而最后的溫暖反轉，則給予觀眾情感上的撫慰和正面情感需求的滿足——發現“殺人犯”出于對女孩的保護編造了一個故事，這結局震撼了劇中人，也讓觀眾的情緒得以釋放，而經歷了將近兩年疫情時光的觀眾，確實需要更多溫暖的慰藉。電影的劇作也有細節上的溫暖，比如結尾那只伸出去又縮回的手。

整部影片由此最終呈現出既復古又現代的調性，在即將結束的這一年的電影銀幕上留下了印記，猶如片尾那張陳列在照相館、無人認領照片的在場感。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副教授)